服务热线: 010-64911680   010-64921680
购物车图片 购物车 ( )
本站搜索:

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日期: 2017-05-26
来源:
作者:
浏览次数: 302

 

 

上世纪初三十年代的老上海

 

 

一.我在中国民族歌剧的学习和实践中成长。

     1939年9月,我出生于上海。青少年时期,我迷恋歌剧艺术。从收音机里,听许多中外歌剧选曲;在上海交响乐团、上海歌剧院以及到上海来演出的音乐会上,听许多歌剧序曲和选曲演唱;在中苏友谊馆每星期日上午的苏联和俄罗斯音乐欣赏会上,看许多歌剧电影;看过许多新歌剧……那时立志,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歌剧演员。

1954年,在我的二哥的推荐下,我开始跟随上海合唱团指挥、声乐指导梁智用先生学习声乐,并参加上海青年宫学生艺术团的合唱队。那时我们演唱过格林卡的歌剧《伊凡·苏萨宁》的终幕合唱“光荣颂”,十二个声部,每次演唱都热血沸腾,尽情享受着歌剧艺术的美丽。

1959年9月,我考取了武汉歌舞剧院、武汉艺术学校合办的歌剧演员班。这个歌剧演员班设在武汉歌舞剧院,老师都是剧院的演职员。我们除了正规的教学课程外,也在歌剧剧目的排练演出中实践。1961年毕业,见习一年,1962年成为正式的歌剧演员。

 

(五十年代的老武汉)

五十年代武汉歌舞剧院落成的排练房

 

       那个时期,正是中国民族歌剧的繁荣时期。我参加了武汉歌舞剧院许多歌剧剧目的排练演出,从拉大幕、拉吊杆、打灯光、管道具、做效果、搬布景做起,到跑龙套、唱合唱,再到演群众角色、演次要角色、演主要角色。我参加过的歌剧剧目有原创歌剧《向秀丽》(程云、莎莱编剧作曲,李井然配器,苏先劬导演)、《太阳初升》(程云、莎莱编剧作曲,李井然配器,汪洗导演)的排练演出;有学演剧目《红珊瑚》、《夺印》,《社长的女儿》、《三月三》、《节振国》(我扮演小季)、《白毛女》(我扮演大锁的B角)、《洪湖赤卫队》(我扮演小刘,和春生的B角)、《刘三姐》(我扮演亚木,和小牛的B角)、《小二黑结婚》(我扮演小二黑的C角)、《两代人》(我扮演艾依江的B角)的排练演出;还有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(我扮演哥哥的B角),眉户戏《大家喜欢》(我扮演石万民);我们还学演过许多戏曲剧种的折子戏,包括京剧、汉剧、楚剧、豫剧、湖南花鼓戏等等……那些年,我在中国民族歌剧的艺术实践中学习、熏陶、锻炼和成长。

   1963年3月5日,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题词,发表了雷锋事迹的长篇报道。当时,我是武汉歌舞剧院歌剧团的共青团支部书记,带领团员青年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,并且通宵创作了活报剧《不朽的战士--雷锋》。(当时的“活报剧”,就是今天的“报告剧”。)在剧院领导、歌剧团党支部的支持和指导下,在全团演员的参与下,只用了两天时间,就把活报剧排练出来了。武汉市团市委以这个活报剧为重要内容,掀起了全市团员青年学习雷锋的热潮。

   在把活报剧《不朽的雷锋》发展成歌剧的创作中,并没有让我当编剧,我带着几个小青年给创作组端茶送饭,熬夜刻钢板。在歌剧《雷锋》(贺大群、王韦民编剧,张宏作曲,鲍照寿导演)中, 我扮演雷锋的B角。不过,剧院领导看到我还有一定的创作能力,把我调到了院创作组,担任歌剧编剧。

武汉晚报报道《不朽的雷锋》演出和剧照

 

   那时候,要搞艺术创作,首先要深入生活。1964年,我跟着创作组的编剧、作曲人员,一起到武汉第一纱厂、武汉柴油机厂深入生活,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,历时两年有余。

 

二,文革后,经历短暂复苏,中国歌剧又陷入论争。

 十年文革,除了八个样板戏,几乎所有的艺术品种都遭到了灭顶之灾,歌剧也不例外。武汉歌舞剧院歌剧团,曾是一个从老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,在中国民族歌剧事业上成就卓著的歌剧团体,但是在文革中被彻底颠覆了。从延安来的程云、莎莱、徐辉才等老一辈歌剧艺术家无一漏网地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,他们的原创歌剧作品和他们主持学演的歌剧剧目,统统被打成“封资修大毒草”,许多忠诚的歌剧工作者也被打成“小爬虫”和“修正主义苗子”。

 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“被粉碎了,文革结束了,苦日子熬到头了,中国民族歌剧事业在中断了十年以后复苏了。歌剧工作者们兴高采烈,翻箱倒柜,把许多歌剧经典剧目,一一复排上演。我们剧院就复排演出了《白毛女》、《洪湖赤卫队》、《刘三姐》等剧目。保留剧目演了一巡,原创剧目上来了。文革以后,歌剧创作者们以极大的热情,投入了歌剧创作。

 我当时在剧院创作组,参与了歌剧《青春之歌》的创作(改编自杨沫的同名小说,曾令鹏、沈承宙、吴中编剧,胡克作曲,苏先劬导演),1978年在武汉上演。《青春之歌》上演后,我又投入了另一部歌剧的创作。我们把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(作者  张扬)改编成歌剧(沈承宙、李元龙、胡立明编剧,冯仲华作曲,胡立明导演),1980年在武汉上演。这两部作品均获得武汉市艺术创作奖和演出奖(当时,国家级和省级的艺术评奖活动尚未开展)。剧院还上演了《启明星》、《海岛女民兵》、《喋血恋歌》、《一双绣花鞋》等原创歌剧。

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创作歌剧:《第二次握手》 主演:王静瑄饰演丁洁琼 姜生才饰演苏冠兰

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      一时间,歌剧事业似乎恢复了文革前的繁荣。但是,好景不长。文革虽然结束了,那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尚在延续。刚刚过了几天舒坦日子的歌剧界,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。争论的焦点是:中国歌剧究竟姓“歌”,还是姓“剧”?然后又逐渐被引伸和上纲到“民族化”和“西洋化”之争。两种观点,相持不下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     此时,我从学习歌剧开始,也有十几年了,但是除去文革十年,仍然只能算是一个初学者。虽然在争论中有自己的倾向,但是说不清楚,道不明白。于是一头扎到剧院刚刚开放的图书馆去翻书籍找资料。我发现了两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、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歌剧论争文集。细读之后,大吃一惊,原来78-79年间争执不休的歌剧论题,二十年前就争论过了,而且,那场“艺术”的争论,是以“政治”做结论的。中国民族歌剧只能有一种模式。我很郁闷,为什么文革刚刚过去,大家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,却又要回到二十年前的那个怪圈中去?难道那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吗?为什么不能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非要以一种模式管总呢?

     我很想从这个怪圈中挣脱出来,却又身在其中,不由自主。正在此时,一个转机出现了。1978年12月,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,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进行战略转移的历史性决策。这个变化是“管总”的变化。改革了,开放了,一切事业和战线,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接着,1979年中美关系解冻,建立了外交关系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同胞姊姊(她在我出生之前就到美国去留学了),终于在四十年后回国与亲人团聚了。当她知道有一个弟弟是从事歌剧工作的,便带来了一份礼物:一台录音机,(卡式的,单声道的“砖头”,那是武汉歌舞剧院的第一台卡式录音机);一盘录音带,一面录的是世界十大男高音的歌剧选曲,另一面录的是美国音乐剧《俄克拉荷马!》的全部音乐。当我听了《俄克拉荷马!》的音乐,听了大姊给我讲的故事以后,十分兴奋,觉得美国音乐剧和中国新歌剧有许多相似的地方。与其在国内陷入那场老课题的新论战,还不如走出去看看,也许,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

 

三,去美国考察西方音乐剧。

1980年3月,在我的大姊的帮助下,我启程去美国进行了整整一年的自费考察。

(考察时期的美国纽约.1980年)

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(上世纪80年代的百老汇大街)

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       我是在为自己创作的歌剧《第二次握手》刻好钢板,油印好剧本,而且为作曲配器用的全部总谱纸画好小节线以后,才踏上旅程的。很遗憾,我没能看到《第二次握手》的演出。我在美国收到作曲家冯仲华先生的信,信中说,演出很成功,著名诗人徐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   因为我在学生时期学的是俄语,所以到美国后,我首先在哈佛大学语言学校学习英语。这个英语班共16名学生,来自法国、日本、以色列、波兰、匈牙利、伊朗……只有我一个来自中国。上课很有意思,老师和学生、学生和学生之间,语言都不通,除了教科书之外,又是比划又是懵又是猜地练习会话,很有趣,倒也很有效。这个短期速成班的学习,对我的考察学习帮助很大。当然,这还是不够用,我的整个学习考察,都是在我的大姊陪同和帮助下进行的。

 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在美国图书馆借音乐剧唱片)

 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(在美国转录音乐剧《异想天开》音乐)

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我从图书馆借来两厚本音乐剧书籍,其中那本《百老汇音乐剧剧目总汇》(Broadway Musical Show by Show,Stanley Green,作者: 斯丹雷·格林),我用二十天把它啃完。同时,我奔走于波士顿、纽约、华盛顿之间,观摩了28部音乐剧的舞台演出和电影。在波士顿图书馆和我姊姊家所在地贝尔芒特镇图书馆借音乐剧唱片(那时的图书馆,还没有CD、VCD,也没有卡式录音带),用卡式录音带转录了66部音乐剧的音乐。在纽约买了一本《百老汇音乐剧名著选曲100首》(100 hit songs fro Broadway greatest musicals,1974,

The Big Three Music Corporation,New York,N.Y.)一边看戏,一边啃书;一边听音乐、一边看乐谱;使我对美国音乐剧的发展历史,重要剧目和选曲,逐渐熟悉起来。

 

《百老汇音乐剧名著选曲100首》

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  从1980年6月开始,我撰写了二十多篇评介文章,陆续在国内艺术刊物上发表,第一次把美国音乐剧系统地介绍到中国。

 在动笔撰文之前,我首先必须解决,怎样翻译American Musical. Musical,当时的英汉词典上的解释是:“1,音乐的;2,爱好音乐的;精于音乐的。”是“形容词(adj.)”而在American Musical这个词组中,它显然是个名词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有拍摄成电影的American Musical传入中国,那时被翻译成“歌舞片”。八十年代初,也有人把它翻译成“歌舞剧”。但是,我们国家早就有“歌舞剧”这个概念了。我们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黎锦晖先生创作的《小小画家》、《麻雀和小孩》、《葡萄仙子》、《月明之夜》等作品称之为儿童歌舞剧;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我们又把《摸花轿》、《刘三姐》、《玩灯人的婚礼》等作品称之为歌舞剧。如果把musical也翻译成“歌舞剧”,一是会与原有的歌舞剧概念相混淆,二是并非每一部musical都有舞蹈,或必须有舞蹈。舞蹈并非每部musical不可缺少的元素,而音乐却是每部musical必备的元素。另外,也还有人把它翻译作“歌舞喜剧”。在American Musical的初创时期,1874年,演出过一部叫《伊凡杰伦》(Evangeline)的作品,它是第一次被称作“音乐喜剧”。在American Musical的发展历史中,的确有许多喜剧色彩浓重的剧目,但是进入成熟期以后,特别是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,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百老的American Musical,睁开了自己的眼睛,跳出了没有深刻社会意义,一味地歌舞升平、插科打诨的原有模式。从此以后,出现了以《西区故事》(West Side Story)为代表的一批社会悲剧和正剧。根据以上情况,我认为,把 Musical翻译成歌舞剧、音乐喜剧都不准确,把它翻译成“音乐剧”最为贴切。

1980年8月,中国音乐家协会编印的《音乐通讯》第四期,发表了我寄自波士顿的文章“从do-re-mi谈起——美国音乐剧浅介”,在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把musical翻译为“音乐剧”。三十年来,大家已经认同“音乐剧”这个译法了。

(中国首篇关于音乐剧的文章在国内发表)

 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前前后后

作为在国内第一次系统介绍美国音乐剧的文章“从do-re-mi谈起——美国音乐剧浅介”的题目,是有来历和原因的。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,大家第一次看到的内部放映的电影是《音乐之声》。这部电影正是根据美国音乐剧《音乐之声》(The Sound of Music)拍摄的。之后,主要选曲“do-re-mi”便不胫而走,流传全国。文革刚刚结束,极左思潮尚在,凡是外来的艺术一概会遭到批判,有一位资深音乐家当时就批判这首歌,说它是美国“三十年代美国人唱的不要了的靡靡之音”。当我在美国看了这部音乐剧后,觉得它是一部反法西斯的、爱国主义的好作品,“do-re-mi”这首选曲也丝毫没有“反动内容”,是一首充满智慧、极有情趣的好歌;而且,《音乐之声》并不是三十年代的作品,它首演于1959年。为了给“do-re-mi”这首选曲正名,为了给《音乐之声》正名,我特意选用了这个题目。

 

顺便插一句,去美国考察应该是双向的,文化交流也应该是双向的,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,我抓住机会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歌剧。我应哈佛大学音乐系和东方文化系教授卞如兰(赵元任先生的女儿)的邀请,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中国歌剧讲座,当时中国大陆留学生还很少,来听讲座的台湾留学生非常多,他们提出许多问题,对大陆的歌剧、京剧(他们叫“平剧”)、昆曲等都非常感兴趣,因为时间有限,在他们的要求下,我又受邀请去参加一次台湾留学生的小型座谈会,一谈就是七个小时。两岸隔开的时间太长了,需要交流的话题太多了,深夜一点多才依依不舍地散会。我还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次中国歌剧讲座;与美国演员工会、美国戏剧家协会、哥伦比亚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以及美国艺术界人士进行了交流。说来有趣,我在美国见到了许多在中国见不到的中国名人,比如费孝通、曹禺、英若诚、沈从文、艾青、王蒙、卞之琳、冯亦代等,他们在哈佛大学的讲座我都去听了,还和有些学者近距离接触、长时间相处。

  1981年3月,我回到中国。年底,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歌剧座谈会。大会组织者给我一个半小时,让我做一个“美国音乐剧考察报告”。我的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,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不能满足与会者的要求,每天晚上,在我的招待所的房间内,总是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同行,大家畅谈交流,似乎在困惑和迷茫中找到了可供借鉴的模式,兴奋地跃跃欲试。从此,许多艺术团体打开了思路,创作演出了一些和过去模式不尽相同的音乐戏剧作品。从此,中国新歌剧结束了一元化时代,迎来了多元化的新时期。

1984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歌剧座谈会,期间演出了八部作品,第一部是《白毛女》,第八部是《江姐》。大家心里明白,歌剧界领导的用意是想强调中国歌剧必须遵循的道路。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。我说,“我们这一代歌剧工作者是在中国新歌剧传统的养育下,看着演着《白毛女》、《江姐》这些经典剧目长大的。《白毛女》作为中国新歌剧的里程碑,曾经发挥过十分积极的历史作用,功不可没。老一辈新歌剧艺术家曾领一代风骚,做出过卓越贡献。历史不会忘记,人民不会忘记,我们这些后来者不会忘记。但是,我们的歌剧事业应该随着时代一起发展进步。承认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痛苦的,承认一个由自己创造的时代结束更是痛苦的,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样的痛苦中,我们必须奋起去创造一个新的时代。请老一辈歌剧艺术家们放心,中国音乐戏剧的道路将在我们这一代延续下去!”在这次歌剧座谈会上演出的作品中,就有《芳草心》、《蜻蜓》这些音乐剧类型的剧目出现,而且,《芳草心》很快就走遍全国,主题歌“小草”几乎人人会唱。我认为,《芳草心》是第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音乐剧作品,“小草”是第一首全国流行的中国音乐剧选曲。

  中国音乐剧事业,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。

 

北京中视飞扬六点一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17号楼二层
咨询电话:010-64911680/64921680(工作时间:9:00am-17:00pm)
演艺部电话:13911337775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e-mail:858058649@qq.com 
投诉热线:010-56109886    
Copyright 北京中视飞扬六点一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犀牛云提供企业云服务